从杭州往北1小时的车程，便可抵达被誉为中国地板之都的浙江湖州市南浔区。李观德的炭业工厂位于浙江湖州南浔区和孚镇工业园，《商界》记者赶到厂区时，他正带着来自加拿大的考察团参观工厂，见多识广的老外们不禁纷纷感叹：“你们领先世界至少5年。”

在炭业工厂的前端，是每吨价格300多元的农林废弃物，比如木屑、秸秆等。在炭业工厂的后端，是每吨出口价格3800～4300元的机制炭，其市场供不应求。工厂车间不仅仅是一个利润可观的价值放大器，更令人称奇的是，在生产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污染物排放，这绝对是一个蓝天工场。

十年一剑，霜刃出鞘。李观德的富升炭业面对的，不仅仅是一个每年需求1800万吨的机制炭的巨大市场，更是一种迎合了环保趋势、混合着无限可能的绿色商业模式。

卖炭翁的沉浮

李观德是“浙南大王”第三代传人。从16岁开始，他跟随父亲跑遍了国内的山林，凭着祖传技艺伐薪烧炭赚了不少钱。然而，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灾之后，国家开始封山育林，李家依靠原始方法制炭的行当再也支撑不下去了。

有没有一种更先进的制炭工艺来满足市场需求呢?李观德听老客户们说，一种以农林废弃物为原材料的机制炭正慢慢流行起来。东北、华北一带有厂家生产这种制炭设备。

于是，2001年，经过多方考察，李观德筹措了500多万元的资金，从大连买来制炭设备，将厂房设在湖州市南浔区。

按照李观德的计算，工厂一两年内便可回收投资。可是，他的剑还没完全出鞘，就遭到命运的狠狠一击。花钱买来的设备，生产出来的半成品棒，因为含水量过高、密度不够，根本无法制成合格的炭棒，全成了一摊炭泥炭渣。

第一年富升炭业的销售额仅为可怜的3000元。债主们纷纷找上门来，“那三年是最艰难的，上门要债的不断，孩子还在上大学，家庭矛盾随之而来，就连早些年在上海购买的房产也变卖了!”

一些朋友也劝他：这个活儿又脏又累又亏钱，还是别干了。可是，李观德倔犟地想：“谁突破了技术瓶颈，谁就可以执行业之牛耳!”

其实，制炭工艺的关键，在于烘干和制棒两个环节。当时，日本先进的设备可用每小时耗电22千瓦的能耗，生产出100千克含水量4%～6%、密度700～900千克/立方米的机制炭。

李观德向工厂的投资者之一、来自日本的山路太郎询问机制炭技术费价格，对方要价30多万美元，濒临破产的他哪有这么多钱。眼看李观德翻盘无望，山路太郎无情地抽走了对工厂的投资，富升炭业无疑雪上加霜。

日本人早的出设备，中国人就造不出吗?如同汽车狂人李书福在农田里造汽车，玻璃大王曹德旺把工厂当作自己家来钻研技术，李观德带着留下的两三个技术人员，一天24小时待在车间里，废寝忘食地钻研工艺流程：炭棒密度不够，是因为制棒机压力不够大，加大压力，机器就会散架，于是又把机器改大一些……

五年后，日本市场上出现了一种质量优于其他同类产品的机制炭。山路太郎的儿子赶到 湖州富升炭业的工厂里一看：李观德的制棒机因放大了体积承载力，而明显增加了稳定性;采用以推料器带动螺杆推进器，避免了因不同木屑而出现卡料、返料、堵料不出棒及送料慢问题;淘汰皮带轮传动、独家采用变速箱齿轮传动，规避了皮带轮打滑，节省了一半以上的动力能耗;增加了瞬间增压套、排气套和内成型套，提高了机制木棒的密度，并能达到外松内实的效果。经他现场一测算，发现李观德的制棒机竟然可以用每小时耗电11千瓦的能耗，生产出250千克含水量1%以下、密度1200～1500千克/立方米的机制炭，不仅生产效率高，而且产品质量好。“小山路”当即提出购买意向，却被李观德一口拒绝，他的机制炭产品已经不愁销路——

一台普通的制棒机售价为1.7万元，但隐含着极高的后期维修成本和误工成本;而富升的制棒机售价为5.8万元，可一年节省下来的电费就大3.8万多元，节约机修人工成本近万元。

炭业制高点

2004年，富升炭业自主研发的第一套制炭设备投入生产，李观德的经营出现重大转机，其机制炭产品开始销往日本、韩国等具有烧烤饮食习惯的亚洲邻国。

但是，从国内制炭行业的层面上看，李观德只是一个孤案。这个行业拥有百亿元级的庞大市场容量，但却暴露出了太多致命问题：

比如，设备商和投资者短期的投机心理严重，不肯沉下来深入研究设备技术;比如，设备构造和机器用材不合理，后期维修成本极高、使用寿命短，自动化程度低下;比如，生产过程产生大量化工副产品造成污染……

2006年，通过技术改造力挽狂澜的李观德，并没有停下技术革新的脚步，而是以每年200多万元的投入，继续沿着制炭工艺流程路线改造技术。在制棒后的炭化环节，往往会产生诸多化工废气，传统的处理方式，不是直接排向空气、污染大气，就是用水冲洗、污染水源。